解读冲绳札记

今天给各位分享解读冲绳札记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解读冲绳札记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1、解读冲绳札记

2、日媒揭露二战罪行的背后：日本的良知与迷途

3、论日本“历史认知问题”的产生【读书笔记】

　　内容摘要：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创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本世纪初，日本右翼势力向该书部分内容发难，谎称其违反史实。《冲绳札记》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日本岩波书店因此成为被告，该事件受到日本社会的长期关注，经过长达数年的法庭审判，大江终于取得胜利。值此法院判决胜诉之际，《冲绳札记》的中译本来到中国。作为日本的知识良心，大江健三郎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日本民族的希冀及对冲绳人民的忏悔。情感真挚，发人深省。 　　关键词：冲绳民主主义核基地歧视 　　《冲绳札记》写于冲绳即将回归日本的1969年到1970年之间，作者大江健三郎透过自身对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的造访，带着一种“黯然的内省”，用自己的“知识良心”书写他眼中的冲绳物语。通过大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走访冲绳期间，一种无力感横贯作者的记忆，他一边叹息，一边苦苦追寻着答案，并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文中论述了生活在冲绳的人们、冲绳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的关系，并透过战后一代的新冲绳人及他们建立的新亚洲观唤醒本土日本人以一种新的姿态审视自己，面对亚洲和世界。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大江带着对冲绳人的忏悔，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记尽量填满横亘于二十七度纬线上的歧视鸿沟，还给冲绳一个“没有基地的岛屿”，而这恰恰也是日本及日本国民的责任。 　　在书中，大江写到了他在冲绳的三个“发现”，第一个便是战后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祖国意识。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到1972年的回归，冲绳这个孤岛，没有主权，它只是一个联合国授权下由美国托管的“地区”，可想而知，那些在二战后出生的人怎么会有植根于心底的爱国意识，他的国又在哪里？面对本土，饱含的更多是被抛弃的痛吧，冲绳教管所里的失足少年那愤怒的犀利面孔折射出的是冷酷的“拒绝”，宁愿顺从美国性倒错者的引诱、享受一时的快乐，也要拒绝本土日本人的道义帮助，这是怎样的“叛逆”。对于冲绳人，他们自身始终存在着一种来自身份认同的困惑，我是谁，冲绳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镌刻着冲绳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焦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难道只能惶恐地在缺乏归属感的挣扎中隐忍，盲从地随着时间车轮以一种未知的身份面向未来吗？答案可以在大江的第二个发现中找到依据，那就是“新冲绳人”观念的树立和独立的民主主义精神。 　　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不但没有在疲惫和迷惘中失去方向，反而在积极地充满生机地推动岛内独立的民主主义运动。那里的人们探寻着潜藏在那片土地中可以彰显冲绳独特文化的根本特质，希望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烙印。他们惧怕“从虎口下归来的尊贵生命”再次落入背叛他们的“狼”的手里，毅然决然地主张用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把命运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这无疑是对“旧我”的背弃，并从中树立堂堂正正的独立人格。“旧我”指的便是曾经的“冲绳的民众意识”，概括起来就是事大主义和自卑心理，而“空道的人格”则是理解两者互为表里的特质。作为一个四面临海、毫无依傍的弹丸小岛，冲绳没有资格谈大义名分，为了生存，冲绳人就要忍辱负重，不断寻找自身的生命补给线，所谓的独立也只是依附关系上的相对自主。然而，作为“新冲绳人”，他们果断地砍断自己与事大主义的瓜葛，抛掉自卑，争取平等，带着昂扬的自信。 　　有一些冲绳的知识分子，如山里永吉氏，他用十分客观且略带尖刻的笔调写着《冲绳人的冲绳——日本绝非祖国》，这也许与“回归日本”的声音背道而驰，却不应该把它极端地视为矫枉过正，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代表着一代冲绳人的解放宣言。“冲绳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①——作为一种事实，它的刺耳效应绝非“愕然”那样简单，对本土的日本人来说，冲绳人的生存状态、发展走向从未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歧视的情感因子膨胀着他们内心的高傲和漠视。当冲绳所在的孤岛发出独立国家的呐喊时，本土的日本人又能怎样呢？就像书中所描写的一样，没有底气，夹杂着无力感的“默然”才是更凄冷的回环激荡吧。面对有着如此复杂历史的冲绳，大江认为本土的日本人应该主动地了解冲绳并在多样性中理解它。然而，日本本土，明显走向了反面。 　　大江曾这样讲过，“所谓日本人，就是在维持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方面不具备才能的国民。”诚然，大和民族这一共同体似乎并不需要“多样性”这样的复杂特质，单纯的血脉，唯一的信仰，至高无上的天皇，足以支撑这一狭长岛国的灵魂高地。然而，冲绳却不同，在它的身上，“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历史上，还有它对于天皇制的态度，以及“独立”与“回归”双重内在张力的剧烈撕扯。 　　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江户时代被迫置于萨摩岛人的统治之下。1897年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琉球处分”废藩置县，冲绳才逐渐被纳入日本体制。曾经的琉球人冲绳人在本来就没有血脉之亲的前提下变成了日本人。对于天皇的信仰，并没有那么心甘情愿，只是一种被强加被强调的动物式忠心。身为远离本岛的劣等民众，巨大的身份蜕变并没有换来同等的身份认同，作为二战的最后战场，为了保卫“本土”的和平与安全，冲绳首当其冲，承受着难以平复的内伤和无以名状的牺牲。看起来，他既是棋子，又是弃子。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冲绳一直过着被本土抛弃，被美军占领的生活。那场惨绝人寰的冲绳战逐渐被本岛的日本人淡忘甚至漠视，无论是“人类馆事件”还是七零年的万国博览会，都可以看出本土日本已经把“歧视”的楔子凿的深得不能再深。这样一个一直被边缘化的冲绳，这样一个并非自古以来就属于日本的冲绳，这样一个被美军占领没有主权的冲绳，何以找到归属感，何以不带着厌恶和拒绝的自豪感面对本岛和从那里来的人们。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江的第三个发现，冲绳成了美国的核基地、日本对于是否带核回归持暧昧态度。经历过广岛长崎的核弹灾难，在本土，核问题一直都很敏感，甚至是反感。然而，冲绳，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基地，核的存在已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默许，冲绳人忍受着丰饶的良田变成美军的训练基地，遭受着核垃圾的环境污染，担受着未知核战争的危险，他们承受了太多。本来是“反核”的日本之所以把“带核回归”视为一次外交谈判的胜利，难道不是又一次以冲绳的牺牲获取本岛的安全吗？未免冲绳的负担也太重了。在这一点上，大江疾呼“日本属于冲绳”。躲在核态度的暧昧主义中居安思危，无疑是对冲绳人的背叛在大江看来，这样的日本，这样的日本人是无比的丑陋可耻。 　　作为本土日本人的大江，一次次地接受冲绳拒绝的怒火和良心的惩罚，他感到绝望、无力、颤抖。大和民族与冲绳民众的血脉之弦在根本上是断裂的，他认同，但那是冲绳过去的历史。面对即将回归的新冲绳，它是日本的海外同胞，如何使本土日本人摒弃曾经的“歧视”观念，消除二十七度纬线上的断裂鸿沟，才是走向未来的前提。大江希望通过自己的忏悔获得冲绳人的救赎，用自己的笔记使本土重新认识冲绳，接纳冲绳，并召唤本土日本人的觉醒、真诚和勇气。任何一种观念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冲绳已经走在了前面。 　　创作于七十年代前后的《冲绳札记》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来到中国。契机则是一场备受关注的法庭诉讼，2005年，围绕冲绳战的“集体自决”问题，当年渡嘉敷岛守备队长的弟弟和另一位当年驻守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把大江和出版《冲绳札记》的日本岩波出版社告上了法庭。否认书中叙述的关于冲绳战中的集体自杀，这无疑是又一次日本政治右翼团体制造的类似于“教科书问题”的历史篡改。2008年10月31日，大阪最高法院终于做出了大江、岩波书店胜诉的终审判决，这不仅是个人的胜利，它代表着一种公众良心，这也许是对冲绳的慰藉吧。　　1945年8月，日本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年8月，在日本“战败日”前夕，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台NHK及TBS相继播放了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和关于“毒气岛”历史的专题片，《朝日新闻》网络版也刊登了当年731部队技术员回忆的亲身经历——这些报道集中呈现日本发动战争给受害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对日本国民形成“良心震撼”，引发持续反响，同时也给了外界一个窗口，来深度观察日本社会围绕历史问题的复杂斗争。 　　今年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也是“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给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至今仍让人无法忘记。现如今，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在日本消散，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的种种作为，警醒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的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民，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正确认识历史、认清现实。 　　今年5月初，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纪念“和平宪法”颁布70周年，抗议安倍政府的修宪企图。新华社发 　　反战思潮的新起点 　　二战后，和平主义思潮曾一度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占主流地位，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的日本国民大多亲身经历了战争灾难，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追求和平的意识。“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等声音不断在日本社会中出现。1951年7月，全国性政治团体“日本推进和平国民会议”提出了保卫和平宪法、坚持全面媾和以及中立、反对重整军备、反对缔结军事协定、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五项主张。以拥有百万余会员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为代表，日本和平主义力量始终反对扩军备战，与日益猖獗的右翼保守势力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在文学艺术方面，日本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杂文集《冲绳札记》，将视角投向美军驻日基地冲绳，自省战后日本人之存在；纪实作品《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揭露右翼势力对“九条会”成员的法律陷害；永井隆的小说《长崎的钟》则描述了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灾难。这方面的电影作品有关川秀雄导演的《广岛》、今井正导演的《待到重逢时》、木下惠介导演的《二十四只眼睛》、市川昆导演的《缅甸的竖琴》等。这些反对战争，特别是描述原子弹惨剧的文学艺术作品，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民族精神的探索，也有对民众生活的解读以及文学的感召，引起日本社会的强烈共鸣。 　　然而，人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日本和平主义思潮的具体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同样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并没有深刻反省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参与的侵略战争，及其对东亚邻国带来的巨大伤害。NHK电视台及TBS电视台近日相继播放的上述纪录片，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揭露日本作为战争参与者给受害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启迪日本国民以新的思维看待历史。 　　NHK电视台播出的揭露二战日军731部队的专题节目《731部队的真相》，向世人展示了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东北秘密开发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把中国人和苏联人当成“活体实验材料”的残酷事实。纪录片首次公布了二战结束后不久在苏联举行审判的录音资料，并通过录音伴着亲历者采访的形式，还原了731部队开发细菌武器的真实情况。在这些日方参与者中，不仅有军队人员，还有学界的研究人员。更令人发指的是，为避免受到国际舆论以及国内社会的谴责，日本战败后，731部队将证据彻底销毁，部队成员对罪恶守口如瓶、只字不提，试图将真相永远隐藏。 　　TBS电视台关于“毒气岛”历史的纪录片则向日本国民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大久野岛是一个风景秀丽的观光胜地，在二战期间却成为日军生产毒气的“毒气岛”。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方将大久野岛选为秘密制造化学武器的地点。当时，大批成年日本男子被送上战场，日方就把一些只有十多岁的孩子送到岛上，让他们充当生产毒气的劳动力。在纪录片中，现年87岁的冈田黎子讲到，当时她还是学生，曾在大久野岛上工作了9个月。有1000多名不明真相的学生被派往岛上搬运金属桶，桶里装的是制造毒气的原料。战争期间，约有6700人在岛上工作，每天24小时持续生产毒气。冈田黎子把这段经历绘成了连环画，希望用这种方式将历史告知下一代。 　　据了解，当时为了躲避盟军空袭，岛上相关建筑外观还被涂上迷彩色。为了隐瞒制造、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日本当局曾一度将这个小岛从地图上抹去。 　　两部纪录片播出后，很多日本网友表示，日本人应该知晓这些历史，并有义务将其传播下去。 　　8月28日，由日本人西里扶甬子撰写的全面揭秘731部队的长篇纪实作品《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在沈阳举行读者见面会。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右翼势力的旧立场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右翼在国家体制中仍占有很高地位。日本右翼势力总在想方设法逃避战争责任，甚至企图彻底否认侵略历史，他们还渗透到日本的教育和传媒领域，从教科书和舆论入手，妄图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愚弄日本人民。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日本右翼势力如负芒刺，不仅不承认存在南京大屠杀，还大言不惭地指责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是“政治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此之外，右翼分子还一直在遇难者达“30万”这一数字上大做文章，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众所周知，“30万”这个数字是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作出的法定判决，是历史的定论，不容挑战。 　　近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向安大略省议会递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将12月13日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安大略省议会将在9月对议案进行审议。此事一经日本媒体曝出，便有日本议员宣称，这是和设立慰安妇像、强征劳工像联动的“反日”活动，日方必须阻止设立这样的纪念日。日本右翼分子的顽固不化，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年来右翼势力猖獗，但日本思想界、教育界和媒体界要求正视历史的清醒之声依旧不断出现，日本国内批判军国主义思想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在歧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日本国内的反对之声也会越来越大。 　　政府态度决定未来 　　如何正视历史，反思战争罪行，是日本政府需要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猖獗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安倍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上台后，不断收紧历史教科书审查，竭力弱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同时，日本政府还持续实施扩张性防务政策，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行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还刻意炒作他国威胁，为搞军事扩张、修改和平宪法寻找借口。许多日本学者都在质问：安倍要将日本带向何方？ 　　今年“战败日”，日本内阁大臣无人直接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自2010年、2011年民主党菅直人政权以来，再次出现阁僚“零参拜”的情况，还是自民党政权自1980年开始阁僚参拜以来，首次没有阁僚在“8·15”参拜靖国神社。 　　但有分析认为，安倍的主要意图是化解眼前执政困境，是其在民意支持率下降、在地方选举接连受挫的形势下，试图通过“战败日”内阁成员不参拜靖国神社来缓和与邻国的紧张关系，提升支持率，因为安倍在8月15日日本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的讲话仍然在有意避谈侵略战争责任。 　　更需要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自2015年开始实施“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并以为高校提供丰富经费的方式，让高校配合其进行军事研究。从2015年至今，该项目的年度预算已从3亿日元上涨到了今年的110亿日元。许多日本科学家对日益强化的“军学一体化”保持警惕，担忧安倍推动“军学共同政策”。 　　不仅如此，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决定在2018年度预算中申请5.2万亿日元防卫费，将创历史新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否对得起“和平宪法”中的“和平”二字，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战争虽然过去，但历史必须铭记。日本政府只有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走歧途，才能真正开创未来。 　　（光明日报东京8月29日电）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30日 10版）　　日本战败创伤的三种叙事 　　领土争端，大屠杀罪责定性，战犯争议性纪念，教科书问题，强征战时劳工、慰安妇和战俘的赔偿诉讼，修宪与“国家正常化”……“历史问题”是始终横亘在战后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不断产生摩擦、无法彻底消弭的裂痕，争论产生于日本与邻国在历史认知方面的偏差，根源则关乎日本对战争文化记忆的重塑。 　　面对国家失败，以及为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的考验，包括悼念死者、哀悼损失，期盼从谴责中恢复，修复受损名誉、重获世界尊重，在失败中寻找意义与尊严，保护家人和亲友不受斥责，淡化事态严重性等情绪的文化记忆在军事失败国中并不鲜见。1945年投降后，讨论战争罪责，为战败编织连贯叙事，解释/转嫁毁灭性的失败原因，是日本作为侵略国与战败国，修复国家创伤、从灾难中重生的必要工程。而作为被西方国家打败的国家，日本还需要考虑怎么“按照西方对它们如何‘接受’的预期”来修改极权主义历史的意义。在本作中，作者归纳探讨了三种战败创伤叙事，分别是：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 　　英雄叙事 - 强调阵亡英雄概念，采取后见之明的“幸运的失败”论点为战争和牺牲辩护，声称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过去的牺牲之上，为失败寻求进步性意义，旨在转移日本挑起并输掉战争的罪责、培养民众国家归属感与自豪感，常见于官方纪念仪式讲话。这类叙事将阵亡士兵烈士化，既不谴责他们是侵略战争的施行者，也没有向命令他们施行侵略行为的领导层追责的意思，反而颂扬“英雄们”的勇气、纪律和牺牲意义，比如百田尚树的小说《永远的0》及改编电影——在亚洲邻国通常被视为右翼视角。 　　受害者叙事 - 提倡对悲惨受害者的同情和认同，倾向于将苦难记忆由遭日军迫害的亚洲人民转移到日本核爆和大轰炸受害者身上，并之归咎于军国主义，常见于家族和大众故事中反军国主义的讨论。这类叙事突显战争的惨绝人寰与受害者遭受的痛苦磨难，通过哀悼宣泄情感、抚平创伤，比如中泽启治的漫画《赤足小子》及改编动画、野坂昭如的小说《萤火虫之墓》及改编动画等——虽然或直白或隐晦地体现了战时政府和军队的罪行，但由于聚焦自身苦难、模糊战争关联，在亚洲邻国通常被认为反思不够彻底、视角狭隘。 　　施害者叙事 - 着重于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罪行，正视日本对他国施加的伤害，常与悔恨讨论一起出现于新闻调查、纪录片、学术研究中，推动者主要是教育家、知识分子、记者和激进分子。这类叙事承认日本曾经犯下的恶行，认为曝光和直面国家历史的阴暗面、质疑日本在战争中的政治与道德责任、纠正不公，对个人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只有与过去一刀两断才能从军国主义暴力中恢复、寻求真正的救赎，比如大江健三郎的随笔《冲绳札记》——亚洲邻国与日本公民运动和民间组织达成和解和的先决条件。 　　归根结底，战争记忆不是一种固定的回忆，而是主观构建的现实表达，不仅涉及决策者和知识精英，也包括普罗大众的情感、价值观与动机。日本既要接受自己的历史，处理被污名化的偏差认同，也要对惨痛损失做出解释。日本民众根据自身认知、经历与利益的不同，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往往只选择性的强调其中某一侧面：在经济发展和冷战升级的背景下，保守派逐渐控制了官方话语权，试图将其描绘成悲剧性的英雄叙事；反对派主张是好战政府中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活动给亚洲制造了巨大创伤，即施害者叙事；中间派则强调战争给日本国内造成的伤亡，认为是军国主义政府的愚蠢导致了悲剧性结局，即受害者叙事。 　　尽管远东军事法庭指控了日本军事领导层的施害者罪责，但在冷战升级的背景下，美国默认、包庇、扶植了保守势力，对于更大范围内的、由无数不太有名施害者所犯的罪责并未得到清算，因与战时政府有勾结而被整肃的平民中很多人甚至在占领期结束前便获赦免，昭和天皇同样没有被追究罪责，战犯也依然可以活跃于战后政治舞台。事实上日本民众对此心知肚明，2006年《读卖新闻》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没有就战时政治、军事领导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也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继续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的伤害负责。 　　但现实的一面是公众认知分裂，日本人可能更需要寻求一种综合、连贯的方式理解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三种角色，接受“施害-受害者”既善又恶的综合叙事：在谴责战时施害行为的同时，将之认定为受害者，并感同身受，理解战时士兵/家庭的道德复杂性，而非将之简单视为英雄或反派——日本在平民罪责和他国苦难等问题上讨论有限的关键原因，正是日本人受政治原因影响对“施害-受害者”身份认知的模糊，而道德难以轻易界定的不确定性状态也令人们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更宏观的理解充满争议。 　　日本人接受了怎样的战争历史教育？ 　　官方定性 - 815纪念和讨论属于“被创造出来的传统”，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表演，目的是为了区分1945年的失败与当下日本，同时向后代强调战败文化创伤，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众间冲突与争论的分歧——但在恢复“复述历史创伤警醒世人”共同体价值观的同时，也能演变为围绕”如何评价日本战争作为“产生的异议与争执催化剂。 　　从中曾根康弘1985年打破惯例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到村山富士1995年首次在官方叙事中明确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从小泉纯一郎2005年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被迫牺牲”一说，模糊罪责与无辜的分界，将侵略他国与为国牺牲混为一谈，合理化受害者意识，到安倍晋三2013年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悔意、不强调士兵牺牲的非自愿性、不表态“不再发动战争”，以及2015年用偏向民族主义叙事的说法将战争发动者与参与者“英雄化”，以上政治表演——包括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如何定义“为国牺牲”——都是在试图重塑战争的国家象征与道德地位，而表演的仪式性强化了构建的意义。 　　家庭教育 - 家破人亡的痛苦、惋惜财产损失和丧失安全感的无助是家族故事最主要的情感构成，讲述者企图通过为经历框定意义来修复和证明自我，创伤以“家族的可怕经历”形式通过亲密关系进行传播，在讲述者的子女和孙辈中形成“后记忆”——时下讨论战争的主体正是继承了这类认知框架的战后几代人。这类创伤故事可以有效的传递战争之恶，形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共识，但也存在仅聚焦1945年前后的个人痛苦（忽略亚洲数亿万计战争受害者的痛苦），且缺乏相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问题（忽略日本发动/扩大战争的罪责），会导致“倾向受害者角度”，与“受害者和施害者角色颠倒”问题。 　　一方面，战时大后方的平民普遍没有“发动战争国家的一员”或“支持战争”的悔恨与批判意识。另一方面，老兵为了应对损失和伤害、抚平痛苦，寻求社会认可，往往会采取隐瞒、选择性记忆、推卸责任等方式粉饰/忽略战争经历。即便发声也多集中于战争经历的影响，以失败哀痛的形象示人，比如对军国权威和压迫的憎恶、对战时领导者的愤怒、对濒死体验的恐惧无助，对自保偷生的愧疚、对死去同袍的负罪和蒙恩感、对卑鄙暴力作为的困扰和羞耻感，对自己经历惨痛、变成禽兽和棋子的不幸与怨恨等，但很少谈论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同样会引发同情和注意转移，在一定层面上抵消对他们作为战争参与者所犯暴行的关注，形成“辩护”的立场。 　　在跨代际解释创伤、重构家庭记忆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对于老兵家人来说，政治逻辑与家庭逻辑的矛盾更加无法忽视——老兵虽然是杀人犯和掠夺者，也是父亲或爷爷——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将自己置于极权与军国主义的环境中，他们也不会有魄力做出不同举动。于是双方一个不说，一个不问，达成默契的沉默，而在填补家庭历史的空白时，他们倾向于正面的、无助的、无辜的想象（阵亡士兵家人则会因无法接受亲人”毫无意义死去“这一事实，得出同样的结论）。但在另一些案例中，战争经历除了“痛苦”也表现为“美好的怀旧”，有的老兵会坚持将自己的专制理念和英雄形象强加给子女。同时，也有以战犯身份在中国经再教育营从情感上清算自己所犯罪行的老兵，他们承认所犯罪行并为之自责后悔，归国后积极开展赎罪活动。 　　大众媒体 - 从时间线上看，在六七十年代关于战争记忆的政治对抗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虽然仍对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划分与日本战争罪行存在分歧，却至少在厌战上找到了共同点，演变为反军国主义与反核武器/核扩散情绪。八九十年代由于人权运动和忏悔政治兴起，日本的“历史问题”引起了世界关注，迫于国际压力与国内风向的改变（比如昭和天皇1989年去世、自民党1993年败选失去官方话语控制权、1993年河野谈话与1995年村上谈话等），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意识、承认施害者叙事。但二十一世纪前后，纠正历史错误的转型运动却遭强烈反对，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挑战东京审判的结果。 　　五大全国性报纸虽政治立场各异，815纪念社论却始终采信“为国牺牲是和平根基”的概念，试图在悼念死者的同时为他们的死亡寻找意义，并由于人们对于认同性说辞的强烈需求存在广泛基础。这类社论的矛盾在于，对死难者的关注通常会将矛头指向作为“影子施害者”的日本领导层，但假使国家决策更谨慎长远，大部分“有意义”的死亡乃至战争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而在悼念死者之外，这些报纸对是否将战时日本定义为施害者国家有明显分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报刊由于战时与政府沆瀣一气，采用歪曲捏造的报道误导、煽动读者，其反战叙事可视为对自身历史污点的悔意。 　　出版物、电视节目、纪录片、故事片等载体则是在“记忆的需要与忘记的渴望”共同作用下，将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产物，同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视野。它们满足了铭记艰难历史的需求，比如纠正不公与历史错误，抚平伤口，恢复正面的道德和国家认同，却没有汇“集体记忆”。大体而言，90年代以来，战时一代的逐渐逝去激发了受害者叙事的动力（进而巩固了和平主义）与解决遗留问题的紧迫感，同时，人们越是认识到“不公”，施害者意识便越明晰，而恢复日本被战争和战败毁掉的国家认同的努力重新激发了认同政治，新的英雄叙事出现了。 　　一方面，关于老兵的讲述与反思、调查海外证据与目击者、挖掘军事组织罪行、讨论战争罪责、探究开展的历史背景、追踪征兵记录等等内容的电视节目与纪录片，虽然往往不进行直接批评，或指明责任归属，但集体无能与不负责任证据形成了累积性效果，依然能够得出符合人们广泛共识的评价：公众遭到战时领导人的蒙骗，犯下参加战争的错误，并毫无意义的死去。这类观点的问题在于坚持被迫卷入战争或旁观者视角，缺乏对帝国扩张、殖民占领的责任感，很少涉及对亚洲受害者的同情关注，即便在偶尔关注时，也未深刻探究背后的政治与历史缘由、结构性暴力与无力的滥用，以及普通民众的责任等问题。 　　未深入理解施害者动机与情感的罪行的描述通常只停留在表面的“政治正确”上，伴随此类叙事的和平宣誓更加模糊了施害者作为殖民者、侵略者、战犯与“普通”士兵的角色，没有说清楚他们是都有意成为“我们”还是“他们”，很容易将战争责任问题归咎于一小部分人身上，尤其是被东京审判判定有罪的少数领导人，剩下的军人、官僚、政府、权力精英和平民则可保持相对清白，甚至放任受害者情绪蔓延——认识到普通大众（包括合作者与旁观者）在战争中的责任，并进行自我批判是非常困难的。显少关注亚洲受害者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答案：保持阵亡士兵无辜形象就只能将亚洲其他遇难者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当“表现战争的愚蠢和可悲”成为主流认识后，被贬损的偏差认同会逐渐民族自尊产生扭曲，一些人试图重构、恢复英雄形象以抵消这种印象。更新换代的英雄不再是烈士，也不一定死去，士兵的伟大事业变成了珍视生存、拒绝在战争中为国牺牲，他们不再愿意为报效天皇或国家战斗和牺牲，而是表现为“保护至亲至爱之人”；他们不再是战争贩子，而是追求和平、为活着而努力的人——这类形象与战时理念截然不同，主要以虚构的方式出现在故事片里，比如电影《盛夏的猎户座》。 　　学校教育 - 世界主流观点对二战的定义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但战败的日本无法用“胜利”而只能用“终止”的口径纪念战争，很难建立起宣传战争正义性/合理性或军事成就/英雄事迹的胜利叙事，也没有像战后德国那样建立起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忏悔文化，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具有多重定义，包括公民身份、宪法原则、道德秩序、国家安全政策、反核武意识形态、反军事暴力规范、不重复历史错误的誓言等等，其基础是和平宪法第九条——宣布放弃战争、武器的持有，及用交战解决争端的权力——作为战争和战败的后果被确立为核心公民价值，并刻意与历史（包括独裁主义、军国主义、镇压与暴力）对立，即日本的“和平主义”国家叙事建立在对军国主义暴力历史的否定上。 　　针对日本战后儿童开展的“和平主义”教育方式包括学校教科书、学习漫画、和平纪念馆等。事实上，关于“如何讲述现代国家历史”的公民教育始终是保守派与反对派争夺的阵地：国家和官僚机构主张教育应从属于国家利益，旨在正面阐述日本历史、培养公民国家归属感与信心。教师及教师协会则坚持教育应该基于学术研究，不受政府干预的确保教授/学习真相的权力，日本的阴暗历史——包括难以面对的殖民压迫、战时暴行和战争罪行——都必须面面俱到。 　　历史教科书由于具有政治象征性，其中“如何将日本描述成非正义战争施害者”是意识形态化分歧的核心，经历了反复的清算、抵制、挑衅、巩固，现已演变成了国际化问题。早先的教科书仅仅罗列事件而不提供明确的叙事框架，明显在避免提供解读、表达情感、做出判断与评价。随后出现了利用不同叙事框架进行解读的方向，主要包括“受帝国主义野心驱使的有意侵略演变为消耗战”和“迫于政治经济压力的必要战争意外扩大化”——战时日本的罪责程度在这两种表述中显然不同。而即便是采用“必要战争”立场的教材，也能使得学生认识到国家是如何背叛、牺牲、抛弃国民的，从而得出教训：只要日本是和平国家，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背叛、牺牲与抛弃。 　　遍布日本的和平纪念馆同样表现为大规模的受害则叙事，通过讲述痛苦的过去唤起参观者反战情绪，更强调有关本国苦难的情感记忆，而非对亚洲造成更多苦难的负罪，过程中文化创伤被充分唤起，跨代际的战争记忆被伪造与复制。这种叙事在和平教育与和平主义社会化方面非常有效，但仅仅是向参观者灌输朴素的和平主义情感，既没有为事件因果提供严密论证与审慎推理（无论日本承受何等苦难，都是自己发动战争的后果），也没有经过战争正义问题的理性判断、批判思考（战争暴力中“人的作用”和战时日本人的战争罪责），而是基于本能的求生直觉。 　　因而，日本和平教育的实质是过将去的污名转化为年轻一代谴责以后战争的道德责任，同时，最好不要损害发动战争的父、祖辈的道德地位，接受和平教育的学生即便不知道/理解战争全貌，仍可在不断积累的负面情绪下背弃那份充满暴力的历史遗产——目的不是为过去的罪行承担责任，而是不要在未来发动战争。结果是，现代日本确实变成了一个和平国家（在国际调研中愿意为国家打仗的日本人人口比例最低，支持无核三原则的比例很高），但对战争记忆存在深刻分歧，而内化负面国家记忆的后果是，日本人普遍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对自己持消极态度，怀疑国家权威、警惕爱国主义（这些问题也招致新民族主义右翼攻击）。 　　何去何从 　　最后，作者总结了三种日本后冷战时代推动“摆脱过去”、解决“历史问题”的选择，包括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第一种要求通过提升国家实力，强调共同的国家归属感和对历史的集体信仰，倾向谈论民族自豪感；第二种采纳了反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道路，视战争为敌人，源头是名为“人道主义自豪感”的集体认同；第三种主张为历史赎罪，更看重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改善，认为承认历史罪行、纠正历史错误是日本向前发展、建立全球互信关系的唯一可行方式。但在奉行“全球标准”的当下，民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和解主义者都陷入了两难：日本既想被承认为“文明国家”，又想被视为“原本就文明”的国家；既想得到世界认可，但与此同时也等于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

---

解读冲绳札记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解读冲绳札记、解读冲绳札记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